天降大任,萬里主政安徽
安徽農村第一步改革的起始與成功,得益于萬里主政安徽。
1977年6月,中共中央任命萬里為安徽省委第一書記。萬里主政安徽后,首先花了三四個月的時間深入農村,看農業,看農民,跑遍了全省大部分地區。在調研中,他發現安徽作為農業大省,農村問題遠比城市問題嚴重得多。他認為,農民吃不飽,生產搞不好,主要是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沒有調動起來,根本原因是黨在農村的政策脫離了實際,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。為此,以萬里為首的安徽省委以極大的膽識,大膽糾“左”,破除舊的框框,支持改革,推進改革。
萬里在主政期間,出臺了哪些重大的政策措施呢,他是怎樣支持農村改革的呢?
首先是制定“省委六條”,強調保護和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,突破了“農業學大寨”、“普及大寨縣”的框框。1977年11月15日至22日,中共安徽省委召開農村工作會議,著重討論研究當前農村迫切需要解決的一些經濟政策問題,制定了《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(試行草案)》,簡稱《省委六條》。其主要內容是:搞好人民公社的經營管理工作,積極地有計劃地發展社會主義大農業;減輕生產隊和社員的負擔;分配要兌現,糧食分配要兼顧國家、集體和個人利益;允許和鼓勵社員經營家庭副業,產品可以拿到集市上出售;生產隊實行責任制,只需個別人完成的農活可以責任到人,等等。“六條規定”的中心內容是強調保護和尊重生產隊的自主權,因地制宜地發展生產。省委要求各級黨委把貫徹“六條規定”作為一件大事來抓。用現在的眼光來看,這些規定都是理所當然的。但是,在當時情況下,這些卻成了禁區,成了“唯生產力論”,成了“資本主義的尾巴”,是要批,要割,要砍的。歷史地看,這六條政策規定,在當時是很大的突破,可以說,它是粉碎“四人幫”后徘徊的中國誕生的第一份關于調整農村經濟政策的開拓性文件,在全國率先突破了農村既定政策“左”的框框。《省委六條》的產生,是中國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信號,它奏響了農村改革的序曲,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興起,起了啟動和開拓的作用。
《省委六條》明確提出農村工作“要以農業生產為中心”,公開否定“以階級斗爭為綱”,率先實現了農村工作重點的轉移。1978年2月14日至16日,萬里在省委召開的地市委書記會議上,提出“農村在農業生產大忙季節,要以農業生產為中心”。他指出:“‘四人幫’批什么‘唯生產力論’,把思想搞亂了”,農村“要以農業生產為中心”,“農村不以生產為中心,沒有糧食,或者糧食不夠,沒有棉花,或者棉花不夠,大家吃什么?穿什么?這本來是普通的道理,就是被‘四人幫’搞亂了。”“一定要以生產為中心,把生產搞上去。”接著,在4月3日召開的全省各地市生產電話會議上,萬里又對“以生產為中心”進行了強調。
在粉碎“四人幫”后不久,以萬里為首的中共安徽省委,即響亮地提出“以生產為中心”的口號,這對躍躍欲試要走改革之路的安徽農民是個極大的鼓舞。對此,《人民日報》3月初給予報道,并指出以生產為中心“是完全正確的口號……安徽省委在農村及時地重提這個口號,是撥亂反正的一個果斷的行動,對搞好春耕生產和加速今后農業生產的發展,必將起重要的作用。”
1978年,安徽遭遇百年罕見的旱災,大部分地區10個多月沒有下過透雨,許多河水斷流,水庫干涸。旱情造成全省受災農田6000萬畝,400萬人缺乏生活用水。入秋以后,旱情更趨嚴重,田地干裂,禾苗枯黃,秋種無法進行,干部群眾憂心如焚。面對這一嚴峻形勢,中共安徽省委于9月1日召開緊急會議,研究對策。萬里在會上說:“我們不能眼看著農村大片土地撂荒,那樣明年的生活會更困難。與其拋荒,倒不如讓農民個人耕種,充分發揮各自的潛力,盡量多種‘保命麥’度過災荒。”省委在深入基層調查研究后當即做出決定:凡是集體無法耕種的土地,都可以借給社員種麥子和油菜,并鼓勵社員在不影響水土保持的前提下,開荒多種,誰種誰收,國家不征公糧,不派統購任務。這一重大的政策性規定,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生產自救的積極性,不少地方由借地轉為包地,把全部小麥、油菜包到戶去種,而且引發了“包產到戶”。
1978年10月初,安徽省委提出了“農業十條意見”即《農業上需要解決的幾個重大問題》,旗幟鮮明地指出:要改革農村人民公社“一大二公”體制;不要提普及大寨縣口號;不要再搞窮過渡;盡快把農工商聯合企業搞起來;建立聯系產量責任制;大辦、辦好農業機械化;給生產隊充分的自主權;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,讓農民進入市場,得到實惠;“以糧為綱”的方針有片面性,阻礙了農村經濟的全面發展,應予改變;農村不能再搞政治運動,要集中精力搞生產建設和技術革命。當省委制定并出臺這些政策的時候,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尚未召開。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符合廣大農民意愿的農村政策,對于人們沖破“左”的思想禁錮和歷史偏見的束縛,對黨中央決定將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,起到了歷史性的推動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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