關鍵時刻，鄧小平出面支持
萬里在安徽能夠大刀闊斧地搞農村改革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，就是這位改革家的背后有一座巍巍高山――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――鄧小平！
1977年11月，安徽省委制定了《關于當前農村經濟政策幾個問題的規定》簡稱“省委六條”。 “六條”的誕生，引起全國關注。《人民日報》和新華社都做了報道。1978年2月3日，《人民日報》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了題為《一份省委文件的誕生》的通訊。剛恢復工作不久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鄧小平，對安徽省委制定的這份強調保護和尊重生產隊自主權的“六條”規定，給予了熱情的肯定。他在出訪的途中路經四川，向當時的四川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做了推薦。不久，四川省委派人到安徽了解情況，頂著“左”的壓力，仿效安徽頒布了恢復和發展農村經濟的“十二條”。從此，安徽、四川兩省點燃了中國農村改革的火把。
1979年6月18日至7月1日，萬里到北京參加了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。期間，他找到鄧小平，把安徽實行責任制和他在農村目睹的情況，向鄧小平做了匯報，也反映了各方面的壓力和不同看法。鄧小平聽后，果斷地說：“不要爭論，你就這么干下去就行了，就實事求是干下去。”這是鄧小平對安徽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一次表態支持。萬里受到鼓舞，信心百倍。回安徽后，他以堅定的口氣對地縣領導干部們說：“有人在報紙上對我們的新辦法做了批評。報紙不種田，不打糧，到了秋后農民沒有飯吃，可要來找我們哩！別理那一套，我們照樣干！”
可是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。
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，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。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，滁縣地委辦公室主任陸子修出席了這次會議。他們在會上介紹了安徽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，特別是經營落后地區農民要求實行包產到戶的情況，引起了與會代表十分激烈的爭論，大部分人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。爭論的焦點是，包產到戶是姓“社”還是姓“資”，它是不是社會主義生產責任制的一種形式，符合不符合中央政策的規定？持反對意見者的主要論點是，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干，與社會主義不沾邊，是資本主義性質的。他們武斷地說，包產到戶調動的積極性是農民個體的積極性，不符合社會主義大方向。國家農委的領導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，“不許分田單干”，“不許包產到戶”。這次會議之后，公開批判安徽推行的包產到戶，指責包產到戶違背了《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》和憲法上“三級所有，隊為基礎”的規定的聲音日囂塵上。這種有“來頭”的對包產到戶的批判，對安徽形成了強大的壓力，引起了省內對包產到戶的意見分歧。
1980年3月，萬里調中央工作后，圍繞包產到戶問題，安徽又出現了一次全省范圍的爭論。有的認為“包產到戶的關鍵是分而不是包，是分田單干，不僅退到了資本主義，而且退到了封建主義，倒退了幾千年”；有的嘆息：包產到戶導致農村“辛辛苦苦幾十年，一夜退到解放前”；有的心有余悸，表態說：“寧愿遲發財，也不能摔跤子。”
正當全省圍繞包產到戶、大包干進行爭論，很多人對生產責任制何去何從感到迷惘之際，鄧小平站出來說話了。他在1980年4月2日，特地把胡耀邦、萬里、姚依林、鄧力群找去談話。在談到農業問題時，鄧小平說：對地廣人稀、經濟落后、生活貧窮的地區，政策要放寬，要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，多找門路，增加生產，增加收入。有的可包給組，有的可包給個人，這個不用怕，這不會影響我們制度的社會主義性質。在這個問題上要解放思想，不要怕。這次談話，可以說是鄧小平對安徽試行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第二次表態支持。
鄧小平第三次表態支持是在1980年5月31日。這一天，鄧小平在同胡喬木、鄧力群談話中，著重談了關于農村政策問題。他說：“農村政策放寬以后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，效果很好，變化很快。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，增產幅度很大。‘鳳陽花鼓’中唱的那個鳳陽縣，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，也是一年翻身，改變面貌。有的同志擔心，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。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。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。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，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。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？可以肯定，只要生產發展了，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，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，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。關鍵是發展生產力，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。”
4/5 首頁 上一頁 2 3 4 5 下一頁 尾頁
公網安備：35080202050800號